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为国际社会防控疫情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得到充分彰显。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西医如何更好地结合？如何让西方理解中医？带着这些问题，思客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医内科学家仝小林。
在疫情暴发初期，您提出践行的“武昌模式”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仝小林：2020年，我在大年三十就去了武汉，待了64天。当时作为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医疗救治专家组的共同组长，我的主要任务一是要在一线了解疾病情况，实地看病人，二是负责卫健委方案中医部分的制定，指导当地的医生共同研讨这个疾病的性质，共同治疗。
2020年1月26日，仝小林院士（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查看病人的检查结果。新华社发
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武汉的情况大概和SARS一样，病人主要都集中在医院里。我大年初一就到武汉金银潭医院看了几十个住院的病人，其中包括一些重症患者。大年初二，我们去了另一家大医院，希望把几家大医院的情况都摸一下。刚到这家医院时，我们看到发热门诊病人特别多，有很多病人早上4点多钟就来到医院，但到中午了还看不上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治疗不从社区开始做起，不从基层开始做，一旦大量病人发展为重症，无论多少医院、多少医生、多少病床都不够用。所以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一定要把整个重心前移，治疗的重心要下沉到社区。因此我们决定快速在社区展开防控，做好第一道防线，让病人在第一时间吃上中药，我相信这对于密接、次密接以及轻症、普通型患者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按照这样的想法，我们立刻到社区开始布置防控工作。
中西医在哪些方面可以结合？如何结合？
仝小林：中西医结合是我国非常有特色的医学体系。我国具有悠久的中医药发展历史，在老百姓的心中中医药有很高威望，因此在我国搞中西医结合应该是得天独厚。
中西医结合，主要是把中西医的治疗方法有机整合在一起，西医强调“病”，“病”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分成不同的阶段。中医强调的则是“证”，主要指病人当下的身体证候，但是对疾病完整发展的过程缺乏全程的把控。这主要是因为在古代，中医没有条件对一个疾病展开大规模的研究，缺乏这方面的积累，所以只能针对当下证候，从整体观的角度，从病和人、人和自然的角度来考虑。然而这种思维缺乏一个时间轴，即这个疾病从发生、发展到结局，这样一个时间轴。
因此中西医结合，就要在疾病诊断的基础上，按照中医的思维和方法进行分类分期，再把某个“期”里面的某个“证”与西医结合，这叫“病证结合”。
另一方面，西医强调的是依据一些微观的指标进行治疗，中医讲究的是宏观证候。实际上，中医的宏观证候和西医的微观指标，在治疗上可以互补。因此未来中医药的发展，应该是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利用好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把微观指标和中医的证候辨证体系结合起来，比如现在新药研发技术中的“态靶结合之要”。古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欠缺，因此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构建这种能治疗微观指标的现代本草，再把现代本草与我们传统的本草对接起来，这样才能有机地整合宏观和微观，统一治疗。
而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西医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中医也从宏观逐渐关注到微观，中医西医实际上在互相伸手，都在试图找一个结合点。假以时日，对病的微观方面，以及“证”的宏观方面，中西医在我国医疗体系里能够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一起，各自取长补短，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目前外界存在一些对于中医标准化问题的质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仝小林：标准化的前提是对一个疾病的共性和群体性做出总结。古代的中医强调个体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做群体化研究。几千年来，中医都是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主，前来看诊的病人非常杂，内外妇儿什么病都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很难针对一种疾病从头到尾地观察，特别是慢性病。
解放后，大型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以及研究所的附属医院，都已经开始分科。我认为分科是做标准化的一个前提，对某种疾病，需要先有一个基于西医诊断的病例群体，针对这样一个病例群体，在规律性和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做标准化，用中医的思维对这个疾病重新进行分类分期分症，再进行个体化的辩证研究，这相当于是在原来传统中医的个体化之上，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或者叫螺旋式上升了一步，是群体化之上的个体化。
中医药研究该如何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
仝小林：继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几千年来中国医学史有汗牛充栋的古文献。对这些宝贵的遗产，如果不加整理的话，可能就会走很多的弯路，浪费很多时间。
我们现代人对中医的思维和中医传统文化，需要好好学习，去理解中医思维。对于中医来说，仅靠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创新也同样重要，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些与时而来的疾病，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实际上都面临着很多过去几千年所没有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老年病，过去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现代，七八十岁的老人太多见了，但是古人就没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老年人，这就需要结合现在的情况进行研究。
而很多疾病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疾病谱也会发生变化，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所以中医药的发展，无论是中医药的创新还是中药现代化，其实很重要一条就是用中医的思维和技术手段去解决现代疾病中一些难题，一些目前还没有攻克的难题。
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时代，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层面给予中医药发展非常大的支持。另一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求、疾病谱的变化，也是催生中医药大发展的一个时代的动力和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也是必须的。
现在中医药走出去，存在哪些障碍？有哪些优势？
仝小林：一是文化不同，西方接受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就是生活习惯不同，中医药想要走向世界的话，的确要从一些出口药品的形式上做文章，达到一个现代人比较容易接受的程度。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比如配方颗粒，可以像咖啡一样冲服，这比熬汤药要省事很多。
另外对西方人来说，如何让他们能理解中医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医药的一些语言，有的时候中国人理解起来都有一定困难。在我看来，中医药走出去涉及很多方面，近几十年来，很多的中医人在国外行医，他们是先让外国人感觉到疗效，看到疗效之后再去解释治疗的道理，我觉得这样的传播方式非常好。
在中医药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迈过“东西方文化差异”这道关？
仝小林：一是“走出去”，我认为可以培养英语好的中医师，包括中医的传播者，他们具备语言优势，能够融入到西方的社会，跟西方人交朋友，用这样方式来传播中医药的思想。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请进来”，现在有很多留学生，也包括很多华侨子弟，他们本身语言就很好，如果能到中国来学习中医，再到海外去行医，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逐步磨合，假以时日，让西方人理解中医，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